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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以来我国党报体制变迁之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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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文锋。 TAGS:变迁,体制,以来,我国,党报,改革,
  > 党报体制既涉及党、政府、市场与党报的结构状况及相互关系的根本性制度安排,也涉及党报内部的组织架构和运行机制。新时期以来,我国党报主要经历了企业化管理探索期、集团化改革期、全面创新期三个不同时期的改革和发展,[1][2][3]党报体制在领导体制、管理体制、运行机制等
多层次、多方面进行改革探索,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党报体制。
  一、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企业化管理”探索期的党报体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我国党报在积极吹响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号角的同时,也开始了对自身体制改革的推进。1978年,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在京8家报社向财政部提出要求试行报社“事业化单位,企业化管理”的报告获批准,由此拉开新时期以来我国党报企业化管理的体制改革序幕。
  在这一企业化管理的探索时期,我国党报体制改革采取“边缘突破,逐步推进”的方式,首先从党报的经营机制方面寻求改革突破口。在发行机制上,冲破改革开放前邮发合一的报刊发行体制,打破邮局垄断报刊发行的格局。标志性的事件是,1985年《洛阳日报》首创自办发行,其发行量不降反升,发行成本也大幅降低,投递时间缩短,服务质量明显改善。之后,1986年《太原日报》等多家党报也开始自办发行,由此掀起全国范围内党报自办发行改革的风潮。在广告运行机制上,1979年1月4日,《天津日报》率先恢复商业性广告。之后,为顺应市场的需要,促进商品信息的交流,报纸商业性广告迅速推开,并初步形成了一整套广告运行机制。在多种经营方面,1988年3月,新闻出版署、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布了《关于报社、期刊社、出版社开展有偿服务和经营活动的暂行办法》,一些实力雄厚的党报开始尝试印务承包经营等相关的多种经营,提高报社经营收入。总之,在经营体制方面,在原有的事业体制框架内,党报逐步被赋予更多的经营自主权,开拓市场经营业务。
  除了经营机制方面的企业化管理探索外,在财务管理体制上,1979年4月,财政部颁发《关于报社试行企业基金的实施办法》,明确报社在财务上可以试行企业管理的办法。1985年,国家开始对报纸“断奶”,实行以“事业单位,企业管理,以收抵支,差额补贴,超额自留”为主要内容的新的财务管理体制。在行政管理体制方面,上级主管部门开始逐步赋予党报更多的自
[论文网 lunwen.nangxue.com]主权,强调以后主要在意识形态、舆论导向以及法规政策和市场监管等方面进行把关。
  在这场变革探索中,党报体制改革已经突破了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传统体制,显示出巨大的创新活力,呈现出领导体制进一步加强,管理体制、经营体制不断探索的态势,有力促进了我国党报的繁荣发展。但也应该看到,长期浸淫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党报管理体制依然带有根深蒂固的传统事业单位管理的烙印,政府管理职能未能实现根本性转变,政事不分、管办合一依然存在,并没有实现真正的企业化管理。
  二、20世纪90年代初到21世纪初:“集团化”改革期的党报体制
  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经济改革目标,为我国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速经济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在此背景下,我国党报体制也开始了更深层次的改革创新。在“企业化管理”探索期,党报体制改革主要是内生型的,创新的动力主要来自报社内部为了减轻国家财政负担和缓解报社自身经济压力。而在这一时期,党报体制创新的外生力量明显增强,以“集团化”为主要特征的党报体制创新显示出上下结合、内外互动、共同推进的特点。
  从“集团化”改革时期我国传媒的发展来看,我国党报体制在多个方面进行了改革创新。
  首先,在领导体制方面,以往党委领导下的总编辑负责制已不能适应新形势下党报的发展。随着党报经营业务的不断扩大,党报经营管理的战略地位日趋凸显,但传统的党报领导体制只重采编,不重经营,制约着报业的发展。如《广州日报》在成立集团以前,采编线和行政线就几乎占了所有中层处级部门,而经营管理线尽管收支几个亿,创造了骄人的经济业绩,却只有一个经理部门。报业集团化后,改组治理结构,党报的领导体制改革为党委领导下的社长负责制,下设总编辑和总经理,总编辑负责采编、宣传,总经理负责经营管理,形成“三驾马车”体制结构,大力提升了经营部门在报社的地位。
  其次,在经营机制方面,主业不断扩张,尝试多种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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