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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困境与现实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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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曹顺山。 TAGS:现实,选择,困境,理论,社会主义,
   生态社会主义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西方左翼运动,如今已成为一种世界性的社会思潮。生态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思想流派,它主张以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以生态文明代替工业文明,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友邻。特别是自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剧变以来,大批共产党员和左派人士的加入,强化了生态社会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基调。然而,生态社
会主义以“生态”为出发点,在对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进行反思与剖析时,无法超越生态中心主义的基本立场;在对资本主义进行生态批判及建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进程中,羁绊于生态中心主义传统,致使其理论遭遇发展困境。
  一、生态危机根源论的“一元化”悖论
  生态危机根源论的“一元化”,即指资本主义化。生态社会主义关切生态环境问题,把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解决作为理论诉求重点,这符合社会的现实需要。但是,它在剖析“生态危机”根源时,不仅将“生态危机”完全归因于资本主义,而且把“生态”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对立化,彻底否定其统一和自我调节的可能性,割裂了实存资本主义与生态社会主义的内在联系。
   一方面,生态社会主义对生态危机的因果分析,无论是归咎于“技术的资本主义的使用”,还是归因于资本主义的“异化消费”、资本积累、增长逻辑、生产方式、政治制度或是贪婪自私、控制自然的观念等,总之都是资本主义的。生态社会主义的早期代表马尔库塞就认为,生态危机的实质是资本主义的政治危机、制度危机,它是资本主义一切危机的集中表现。[1]法国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家安德烈·高兹也认为,造成现代生态问题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制度,“保护生态环境的最佳选择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超越经济,才有可能实施生态理性。[2]另一方面,线性地、单向度地认为全球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扩张的结果,认为“生态殖民主义”和“生态帝国主义”的实质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生态问题的国际转移,因而坚决否定后现代的生态资本主义,其代表人物有福斯特、佩珀和克沃尔等。英国生态社会主义学者戴维·佩珀在谴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态殖民主义”行为是生态犯罪的同时,揭示了其资本主义的本原性。他指出:“既然环境质量与物质贫困或富裕相关,西方资本主义就逐渐地通过掠夺第三世界的财富而维持和‘改善了’它自身
[论文网 lunwen.nangxue.com]并成为世界的羡慕目标。”[3]140克沃尔和洛韦在《生态社会主义宣言》中也认为,资本主义的大规模工业化和全球化扩张产生了生态帝国主义,引起了全球范围内的生态危机和社会失范。[4]因此,生态社会主义确信资本主义的反生态本性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源,进而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在全球生态危机中具有“原罪”性。只有终结资本主义制度,变革既有的生产关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然而,当代生态危机特别是全球性环境问题是非线性的复合生态问题,它在非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生态社会主义把不同层次、不同质的生态环境问题包括贫困、不安全和浪费等,都归因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性,归因于“无处不在的资本主义”[5],直接导致了其生态危机根源论的理论偏至,使其理论逻辑演变为只有资本主义才会产生“生态危机”,“生态危机”是区分当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主要标志。这种逻辑不仅背离了生态演替及社会发展的规律和趋势,削弱了理论的科学性和针对性,也直接地影响着生态社会主义对社会变革的主体、动力和道路的选择,成为其背离科学社会主义的逻辑起点。
  二、社会主义生态危机论的异质同构
  生态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新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没有在理论上厘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产生和发展的不同机理,也没有正确界定“生态”与“社会主义”的关系,而是以“增长极限”范式对世界上社会主义国家的生态危机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践考察,其结果是将关于当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理论异质同构,认为两者的生态环境问题同根同源,演变的机理也如出一辙。
   首先,在指导思想上,生态社会主义认为传统社会主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马克思作为一位“生产力主义者”和“人类中心主义”者,他对共产主义的设计只不过是更加扩张资本主义的生产力,从而完成人对自然的控制。这样,马克思主义与资本主义一样在生态危机中具有“原罪性”,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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