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协人格精神

　其时盛行的玄学思想本身就是一个复杂多面的思想体系。嵇康所提出的“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玄学理论，和“越名任心”、“缘情寄兴”的文学主张是十分一致的。共同超越了汉代“文以载道”的文学主张。玄学思想对张协的影响同样也是多面的、微妙的。其中，以王弼“以性统情”人性论和阮籍、嵇康的“自然论”对张协的影响最为明显。[1]
　　张协所在的“元康时期”，则腐败成风，民不聊生。这和阮籍、嵇康等“竹林七贤”所在的“正始时期”那种窒息的政治空气，是一脉相承的。所以张协必然做出类似于阮籍、嵇康等“竹林七贤”的举动。而何晏、王弼所谓的“内圣外王”在高压、血腥的政治风波和腐败的政治环境里，剩下的往往就只有“内圣”了！至于“外王”，终究只能作为一个社会梦想吧。

二、 隐居背后的矛盾冲突与无奈实情
　　钟嵘《诗品》将张协列为上品，认为“其源出于王粲。文体华净，少病累。又巧构形似之言。雄于潘岳，靡于太冲，风流调达，实旷代之高手。词采葱菁，音韵铿锵，使人味之斖斖不倦。”
　　张协的诗渊源于王粲。在文体华美纯净，少有病累之句，又长于巧妙地写出精确描绘景物的诗句这几个方面固然和王粲十分相似。张协有名篇《七命》，而王粲也有《七哀》。[2] 但是说其“源出于王粲”，却引起我们的思考，王粲在钟嵘的《诗品》也列为上品，钟嵘给予的评价是：“其源出于李陵。发惆怅之词，文秀而质嬴。”
　　钟嵘其人是那么强调和欣赏“以怨愤为主要内容的风骨”。同时，在“风骚并提”的钟嵘《诗品》里，认为张协与王粲、李陵同为“怨而愤，悲而少壮”的《风骚》系统。所以笔者认为，钟嵘《诗品》将张协列为上品，不仅仅只是因为其诗歌特征“文体华净，少病累。又巧构形似之言。”还包含了其诗歌内容上的“怨愤”。
　　现存张协的大部分诗歌作品都是写于其隐居之后，张协人生后期又受到玄学思想的强烈影响。他的不少诗歌的主题不是“人生瀛海内，忽如鸟过目”的慨叹，就是“养真尚无为，道胜贵陆沉。”的决心。
　　但是，我们在张协诗歌之中，包括现在比较公认创作于

[论文网 lunwen.nangxue.com]他归隐之后的《杂诗》十首之中，不经意流露了不少的“怨愤”之辞。“瓴甋夸玙璠。鱼目笑明月。……阳春无和者。巴人皆下节。流俗多昏迷。此理谁能察。”（《杂诗》五）诗人即使在隐居，仍然对于流俗十分反感，对于“瓴甋”、“鱼目”之徒表示鄙夷，更对“昏迷”而“不能察”的俗人表示痛惜。
　　而“畴昔叹时迟。晚节悲年促。岁暮怀百忧。将从季主卜。”（《杂诗》四）和“人生瀛海内，忽如鸟过目。川上之叹逝。前修以自勖。”（《杂诗》二）两句诗都是悲叹人生苦短，  
　　诗人“叹逝”的“百忧”却引起了笔者的好奇。隐居本应为忧思皆无，万虑皆空的举动，诚如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旷达与自适，又如“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这般暗窃的惊喜。相比之下，张协的隐居似乎有了更多的隐隐难言之苦。既便是在“房栊无行迹，庭草萋以绿。青苔依空墙，蜘蛛网四屋。”这样朴野得叫人万欲泯灭的环境里，诗人的心情和他诗歌中的女主人公一样仍然会努力地去“感物多所怀，沈忧结心曲。”（《杂诗》一）张协没有交代他所忧所怨的事情，但是在解读他的诗歌之间，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一个确切的信息就是，张协的灵魂是痛苦的，隐居的心绪不是平静的。
　　所以在钟嵘的眼里，张协的诗文特征是幽怨凄伧的，是悲哀和不平的。那么，张协“所怀”的“心曲”又是什么呢？
　　在张协的诗歌之间，有一种很急切地企图向读者证明自己是真心淡泊、“冲漠”的心态。他似乎很努力地在他诗歌的平静勾勒当中表现出一种淡泊超脱的精神魅力。
　　这样急切的“辨惑”，真叫人怀疑是诗人心中是否真正“冲漠”了，抑或这只是他所企望的一种自己尚未达到的理想生活状态？
张协诗歌传达给人们的，是透过他那看似“守道不竞”的诗行，让人感觉到诗人背后
彭湃起伏的感情冲突，这种感情，就是“怨”，一如李陵的风格。
   倘若真的“守道不竞”，那便是老庄所言的“大音稀声，大象无形”，那便是阮籍《清思赋》中所谓的“微妙无形，寂寞无听，然后可以睹窈窕而淑清”，那便似陶渊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