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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保障房供给不足的成因分析——基于公共选择理论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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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引言 近年来,随着商品房价格的不断攀升,普通民众对保障房的呼声越来越高,尽管如此,我国保障房的建设进程仍然缓慢,保障房的供给严重不足。目前关于保障房供给不足的成因研究不少,从制度的角度进行研究的学者有很多,如贾康[1]等学者认为保障房供给不足的原因是住房保障制度本身存在缺陷,贾春梅[2]等学者认为地方政府
落实住房保障政策不到位的根本原因是中国现行的财政分权和政绩考评机制;也有学者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研究,如刘凯瑞[3]等认为对保障房需求的增长使得保障房的供给不足,黄安永[4]等学者认为财政投入不足是保障房建设乏力的重要原因;许小欢[5]学者从法律的角度提出相关法规制度的不健全导致了公租房建设总量偏少。很少有人从公共选择理论的角度进行探讨,因此本文将从公共选择理论的角度出发来解读保障房供给不足的原因。
   布坎南创建的公共选择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被经济学界认同,成为了一个与主流经济学及正统政治学所不同的另一个学派。与传统经济学的“经济人”追求个人利益以及“政治人”的政府官员追求最大化的社会公共利益的观点相对,从公共选择理论的角度来看,政治市场和市场经济中的参与者相同,都是经济人和利己主义者,追求的是自身利益最大化。现行的政治决策规则不能对政治家的利己行为加以有效的控制和约束,也不能使政治家的行为自发的偏向社会目标和公共利益,同时特殊利益集团势力较为强大,导致了很多经济政策问题。公共选择理论起源于西方,与我国政体存在差别,但是其对政治市场主体的分析,同时解释我国现在保障房建设中供给不足的原因还是具有重要意义。因为保障房供给不足的成因既和地方官员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有关,也与地方官员和房地产利益集团的寻租腐败有关。
2 保障房供给不足的原因分析
(1) 尼斯坎南垄断官僚经济理论与保障房供给
   尼斯坎南在《官僚与代议制政府》中,以微观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设为前提,假定了官僚与市场中的消费者和生产者一样,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他认为官僚的目标和官僚的预算规模大小正相关,由此得出结论:官僚的目标是追求其预算最大化,官僚为了提高薪金、追求扩大权力、增加声誉必然倾向于扩大预算水平。官僚机构作为生产各种公共物品的生产单位,其生产的公共物品要满足全体选民的需要,而全体选民委托政府作为代表向官僚机构显示需求提供资金,是一种供求关系。我国中央政府主要是根据中低收入者人数确定保障房的供给量
[论文网 lunwen.nangxue.com],再把建设任务分配给地方政府。中央政府确定的保障房的建设量显示了中低收入者的住房需求,而地方政府承担的建设任务就是提供保障房。在保障房的建设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同出资,但主要是地方政府出资建设。从2009年到2012年中央政府出资由550.56亿元增长到2117.55亿元,地方政府出资从699.54亿元增长到了4024亿元,其出资远远大于中央政府。
   由于保障房的准公共物品特点,决定了社会资金不会大规模的投资到保障房的建设当中,这也使得地方政府的出资压力加大。而在预算最大化时的产出即为均衡产出,但这时保障房建设的预算资金必须大于或等于最低成本开支。也就是说,地方政府提供保障房的最优产出取决于中央政府的预算拨款和成本开支两个因素。中央政府作为中低收入者的委托,代表了中低收入人群对保障房的需求,是保障房的唯一买家;而地方政府执行中央政府在保障房方面的决策时,就是在生产保障房,是保障房的唯一卖家。如果中央政府的预算拨款大于或等于地方政府建设保障房的成本,那么地方政府在确定保障房的建设量时就不会考虑成本,只考虑怎样使中央政府的预算拨款最大化。在这种情况下,保障房的建设量不受成本影响,只是单方面取决于中央政府的预算拨款。但由于我国中央政府的出资远远小于地方政府建设保障房的成本,因此,考虑到成本因素,地方政府不会完成中央政府规定的保障房的建设量,因为过高的成本开支使得地方政府找不到足够的资金来源。2011年住建部通报了有580万套保障房任务未完成;武汉将10年前建成的旧公寓“贴牌”为去年开建的保障房项目;2012年珠海出现了用回迁房和企业集体宿舍充数保障房。
(2)利益集团与保障房供给
   美国人詹姆斯·麦迪逊把利益集团定义为“在某种共同利益冲动驱使下,一些公民联合起来,无论他们占全部公民人数的多少,其利益的获得都是侵害其他公民的权利或损害永久的社会总利益的结果。”一般来说,利益集团是由拥有共同目标的个体所构成,具体来说,其目标是为了试图影响公共政策以获得利益。首先,它是一个具有相同或相似属性的个体的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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