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立新三十年致力侵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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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立新1952年1月出生,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法学会民法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学会会长。 主要著作 主要从事民商法研究,在侵权法、人格权法领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出版有《侵权法论》、《人身权法论
》、《人格权法专论》等70余部著作,主编《中国人格权法立法报告》、《电子商务侵权法》、《疑难民事纠纷司法对策》(1-14集)等著作50余部,并在《法学研究》、《判解研究》、《法学家》等法学杂志上发表论文500余篇。
  
  “我在法院办理的第一个案件是个离婚案件”
  
  记者(以下简称“记”):杨老师,我们了解到您1969年初中毕业就插队了,那时候您对自己的生活有什么想法呢?
  杨立新(以下简称“杨”):有想法呀,当农民去啊(哈哈)。“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全体学生都下乡了,都去当农民,种地,自己哪有什么想法。到了1970年12月,部队来征兵,他们很看好我,于是我就应征入伍了。1975年初,我结束了部队的生活,复员回到了家乡。
  记:那是不是从部队回家之后,您就开始从事司法工作了呢?
  杨:不是啊,我还做了十天工人啊(哈哈)。从部队回来,我爸爸把我安排到当时还算是比较好的一家工厂里做了一名钳工。一个星期之后,我就奉调参加通化市五七干校“青年干部学习班”。学习了两个月,之后我就被分配到通化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从此开始了法律生涯。
  我在那里办的第一个案件是个离婚案件。我当时还什么都不懂啊,听着别人讲我就脸红。后来我们副庭长带着我去给当事人做调解工作,我就硬着头皮调解。回来后,我写了一份调解书。我这生平第一次写的调解书,交给院长,院长就改了两个字,然后就签字了。大家都很惊讶啊,说刚来的一个小伙子怎么就能把司法文书写得这么好。于是大家就对我刮目相看了。
  记:那您对于当时法院的工作情况有什么评价呢?当时的审判工作同现在相比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
  杨:当时法院的工作一切都是党领导的,听党的领导。民事案件的法官还可以自己决定案件的判决,但是所有的刑事案件都必须由党委决定。像死刑、死缓的案件,审理完之后要向党委汇报,由党委开会讨论决定。所以当时的法官自己没有决定案件结果的权力。这种状况是从1980年起开始改变的。
  记:杨老师,您的人生中充满了奇迹。那1977年当您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时,您有没有想过要去考大学呢?
[论文网 lunwen.nangxue.com]  杨:没有。我没有想过要考大学。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因素吧。那个时候我们法院工作已经挺好了呀,谁会想到还要去读大学啊。还有就是我们法院的老同志也不想让我去考。他们说我的水平比他们都高,再说,等毕业回来之后能不能找到中级法院这么好的职位还很难说呢。所以他们不让我去考,我自己也没想过要去考。
  
  “第一年学习结束后,我就写了一本书,叫《侵权损害赔偿》。”
  
  记:杨老师您是自学成才的典型了。从您的经历中,我们发现,您真正的法学学习是在1984年和1989年两度到中国政法大学完成的。一次是中国政法大学进修学院的学习,另一次是高级法官培训中心首届民法班。您能跟我们谈谈当时上课的情况吗?
  杨:这两年学习期间,应该说,我们受到的是最好的法学教育。给我们上课的老师都很好,比如民法佟柔、江平、张佩霖,刑法高铭暄、王作富,劳动法关怀、刑讼法严端、张子培,法史张晋藩,民诉法江伟、杨荣兴,这些老师都是一顶一的高手啊。
  当时上课的安排与现在不同,是很集中的。那两年,我学习真的很刻苦。第一年学习结束后,我就写了一本书,叫《侵权损害赔偿》。这本书现在已经出了四版了,大概已经卖出了五万册。
  1989年开始的中国高级法官培训中心首届民法班,就只是民法的培训。当时给我们上课的是人民大学最好的民法教授佟柔老师。这一年完全是正规的民法训练。后来,佟老师给了我一个“特优”的成绩。本来是没有“特优”这个级别的,但是佟柔老师说他要给这几位学生这个成绩。在此期间我又完成了一部书稿的写作,就是《侵权特别法通论》。我从“高法班”毕业是在1989年的7月。
  记:杨老师,在您的这两段读书经历中,有没有哪些老师或者同学给您留下很深印象的呢?
  杨:我印象最深的有三位老师。一个就是佟柔老师。佟老师在进修学院的时候就给我讲过课,在“高法班”又给我上课。佟老师对我影响非常大,特别是他的品性。佟老师的课非常注重推理,他讲所有权的概念就要花一节课的时间。一次课就讲一个问题,把这个问题讲得清清楚楚的。另一位是江平老师,他和佟老师不同,他的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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