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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近代以来的教育矫正措施及改革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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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中国的刑法制度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具有不同的特点,从制度设计的终极目标上看,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化解社会矛盾、缓解社会对立始终是该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对特定人的教育、矫正,从思想上消除其反社会的主观心理,则是化解社会矛盾、缓解社会对立的一项重要手段。近代以来,受到西方法律思想文化的影响,中
国法学界开始注重对特定人的教育矫正措施的研究。
  一、近代以来的教育、矫正措施
  (一)清末时期的教育、矫正措施
  近代以来刑法制度中的教育、矫正措施更加具体的体现在有关监狱制度的法律之中。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清王朝的官僚大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沈家本善于利用长期积累的法学知识和经验,学习和接受资产阶级法律和监狱学说,较系统地提出了改良监狱的基本理论和措施,他的监狱刑罚关系论、监狱感化论以及少年犯惩治教育论都是对封建狱制机器惩罚报复主义的一种革命,是符合进步的历史潮流的。无疑,他的监狱改良论起到了丰富中国近代监狱学理论和促进清末狱制改良的作用,而且对后来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府的狱制也有着重要影响。然而,沈家本的“改良监狱论”并没有能超脱其阶级的和时代的局限。首先,这种“改良论”内受古代“明刑弼教”本义的牵制,恪守封建纲常礼教不变的原则,封建烙印相当深刻;其次,这种“改良论”外受帝国主义领事裁判权的压力,舍本求末、排斥革命, 屈服于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需要,显然具有半殖民地性质;再者,这种“改良论”所持的感化主义把阶级社会的监狱抽象化、理想化,掩盖了监狱作为阶级专政工具的本质。1 已故李光灿教授晚年所撰《评《寄簃文存》》一书,对沈氏狱政主张有多处评述。如评沈氏《与戴尚书论监狱书》,说“沈家本在这一书函中所表达的改良监狱的法律思想,虽然还是初步的,但它已经属于资产阶级进步性(和封建性相比较)的狱政思想,确实难得”。评沈氏《监狱访问录序》,说:“(一)沈家本的犯人感化观,是孔儒的教育感化思想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结合。(二)把狱政搞好是不容易的。(三)对感化犯人具有很强的信心,正是一个老练的法学家和司法实践家的经验之谈。”2
  (二)北洋政府时期的教育、矫正措施
  北洋政府把对犯人实行教诲和教育作为监狱改良的一项重要内容。《监狱规则》第四十八条规定:“在监者一律施教诲”。遂为教诲是指培养犯人的道德,即给犯人以改恶从善的教育。然而,北洋政府的监狱是大地主大买办
[论文网 lunwen.nangxue.com]阶级镇压人民群众的暴力工具。不仅不可能实施真正的感化教育,而且教诲的要旨和方向必然是奴化犯人思想,令其绝对服从其反人民的暴力统治,这只能激起广大人民群众更强烈的仇恨。因此,为了驯服犯人、毒化犯人意识,监狱当局只能依靠宗教的力量。北洋政府1915年召开的监狱会议,曾经通过决议:“教诲应以因果报应感化有效方法为主,以他教辅之。”1917年6月16 日司法部曾指令京师第一监狱,准许教会在监狱作德育演说。“据称该教会拟在该监狱乘囚人休息之际,敦请会员做德育演说等情,系为感化人犯起见,事属可行,应准照办。”3资产阶级监狱学者朱深也竭力鼓吹利用宗教的因果报应之说来劝导犯人“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为修“来世”而节制今世之非分欲望,即所谓“以无刑之法律补有刑法律所不及”。4而且不论何种宗教(如佛教、道教、耶稣教、天主教等)均可到监中宣讲教义,因为这些宗教在中国“流传已久,难保在监人无崇奉之者”,5这样利用宗教对犯人进行麻醉教育,在统治者看来是“因势利导”之举。这足以说明他们是将刽子手的职能与牧师的职能结合并用的。
  《监狱规则》还规定:“未满十八岁者一律施教育,但满十八岁者自请教育或监狱官认为必要时,亦得教育之。”(第四十九条)所谓教育是指对犯人进行智育培养,即授以文化知识。由专职教师来进行。按规定监狱教育的对象,一般只限于未满十八岁的少年犯,每周学习不超过二十四小时,以小学程度为限。这种规定,实际上除了极少数“模范”监狱外,大都未有照此办理。6
  (三)国民政府时期的教育、矫正措施
  国民党政府出于统治的需要大量抄袭外国资产阶级的刑罚原则和监狱制度,竭力为其封建法西斯监狱制度装潢门面,以缓和矛盾。首先,蒋介石集团及其御用学者大肆鼓吹资产阶级的感化主义,以掩盖国民党监狱的法西斯惩罚主义和野蛮的手段。国民党司法行政部长谢冠生公开宣称:“人民犯罪入狱,乃是以教育教诲之感化,期其改过自新。”还把感化主义奉之为监狱行刑的最高原则,规定在监狱法律之中。1946年1月19日国民党政府颁布的《监狱行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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