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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道德与宗教——从多元角度看待社会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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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管理员。 TAGS:看待,社会,控制,角度,多元,道德,
   一、解释,一个理论建构的问题 人类应当如何来看待自己所处的世界?文学、科学、艺术、宗教和常识都会提供大量的信息,在此基础上个体会在头脑中建立起自己的理论体系。迷信在知识匮乏的群体和地区比较风行是因为在这些地方缺乏认识现象和解释问题的途径,如何解释生活中各种纷繁复杂的现象?如何让破坏了的生活秩序恢复原状?
生老病死是自然进化还是鬼神作祟?问题的回答取决于理论在头脑中的建构,这种建构可能是普世的科学也可能是“地方性的知识”,这一点从不同学者的论述中都能看得到:梁治平先生认为“不同的人群以不同的方式看待和解释世界,他们评判事物的标准不同,据以行动的准则,以及因此而形成的行为模式也大不相同” 。朱苏力教授认为“世界并不仅仅是一个物理场所,而是有人参与的主观创造,人们看的似乎是一个东西,但看到的却又不是一个东西,因为他们所理解的意义很不相同,甚至完全不同”。有什么样的理论体系就有什么样的世界观,而世界观决定了看待问题并为之行动的方式。可以看到古今中外任何有关法律的定义都难免有失偏颇,定义往往不能明确的表述法的本质,也不能完整的概括法律所具备的社会功能,因此有关法律更多是如何看待的问题而非它本身是什么的问题。
二、社会控制,法律并非一家独大
何为社会控制?从字面含义上看,“控制”表达了一种对社会秩序进行规制的最低要求。不同的社会控制手段具有功能上的互通性,会在一定区域内形成自己的秩序和是非判断标准。很多迷信制度在特定社会中也会起到维持秩序,保护私有财产,确立婚姻关系和保护人身权利的作用。功能上的互通性可以作为观察法律与其他非正式社会控制力量之间关系的平台,从法律的功能出发去发现功能上可替代的其他社会控制力量,而这种“力量”的发动与运行较法律而言更适合这个区域中的人群。
从政治的角度看,法律最重要的功能是创立和调整。法律是政治共同体用来安排、调整和形成共同生活的统治工具。这里面包含了政治共同体的社会理想以及预期,之所以有宪法、民法、刑法、商法、行政法等部门法是因为它们涉及国家统治的一些最重要的方面,国家需要在这些领域形成统治的秩序,从而使它的政治活动变得有序。
法律能够要求人们去作为或不作为主要是因为法律具有强制手段,但是这种强制需要耗费巨大的社会资源,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社会控制都不能完全依赖于强制,它需要一定区域内的自治,而且这种自治会使社会控制成本变得很低。
[论文网 lunwen.nangxue.com]、法律,作为社会控制的局部失效
我们通常所说的社会控制是从实证主义的立场出发的,人类历史上出现过四种社会治理模式:神治、人治、德治、法治 ,现代国家都不约而同的选择了法治的治理模式,自从亚里士多德创立了“形式逻辑三段论”到现在为止已经经历了数千年的历史,当世俗的国王打败教皇建立起了统一的国家和法律,随之而来的是法律科学方法的兴起,实证主义就成为社会控制的主流模式。实证主义平息了多元控制的混乱场面,、使得法律职业化成为可能。但实证主义也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首先,法律实证主义不能为法律本身提供正当性基础。一定时期法律所作出的判断会引起人们的普遍反感,这一点在“彭宇案”中已有所体现。其次,实证主义存在的最大的局限性就是它不能解释生活中实际存在的“活法”,其统一性受到时间、地域、文化等多重因素的制约。
尽管如此,法律仍然是社会主流控制方式,它能够实现生活价值的最低目标,法律作为社会控制不是普适的,它的一些基本的手段和机制具有局限性,许多问题的解释和解决都需要借助法律之外的“地方性的知识”,比如道德和宗教,而这正是苏力教授所倡导“本土资源”。
四、道德,作为社会控制的整体性缺失
如同法律,道德也是一种社会控制力量。社会道德的风浪变化跟它的生产机制密切相关,费孝通先生谈了他对中国文化基本特点的看法:“差序格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呈现一种交错状态,因此关系的亲疏远近不同道德的标准也不相同。道德在这里变成了一种场景化的东西,基于身份和社会关系的角色变化,一个人的道德性也会随着这种变化而变得不同。“一般来说,处在陌生环境的个人对他人以及周围的环境都无法产生一种切身的责任感和道义感,这就使他或她更易于从事一些在家乡或熟悉的环境中所不为的行为”。正是这种生产机制使得道德缺乏普适性,社会高速发展使得人与人之间经常处在陌生的关系(比如说买卖,工作甚至是婚姻关系)当中,我们交往的对象往往是初次的,这时候法律、合同,借条,婚姻登记就成为了必需。
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它要求人们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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